老书记王步田

王步田同志生于1926年5月。1944年在响水大广区（敌占区）入党，当时只有18岁。在战争年代为党送过情报，搞过地下工作，送过公粮，支援过前线。一次在双港区开会时，由于地主告密，被敌人包围，区长李文广同志在突围时英勇牺牲，王步田同志因特殊情况迟去一步，幸免于难。六十年代初，任响水区党委秘书，响南公社成立后，任响南公社第三书记、社长。1964年调到黄圩公社工作，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社长。

我认识王书记是1977年。那年我退伍后，正巧公社公开招聘通讯报道员和工业办公室文书，十几个人参加考试，最后我和顾银彪同志以高分被录取。当时主考官是政工组长杨介同志和党委秘书王秀华同志，我被分配到通讯报道组，顾银彪同志因为书法漂亮被分在工业办公室。我们办妥了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手续，正式在公社上班了。

上班后，我与王书记成了前后“邻居”。他五十多岁，胖胖的身材，一米七几的个头，有点谢顶，住在公社大院路西第二排最西面一间。我住第一排1号，顾银彪住3号。王书记在党委分工抓工业。当时社办企业如火如荼，十分红火，有砖瓦厂、橡胶厂、编织厂、木材加工厂、水泥预制厂、农具厂、农机修配厂、农机站、酒厂、无线电厂、建筑站、工业销售经理部。社直单位有粮管所、水利大队部、物资供应站、银行、信用社、邮电局、中学、小学、食品站、医院等等，社办厂和社直单位都归公社一元化领导，王书记分管的工业，可谓头绪多而繁杂，矛盾大而麻烦，芝麻绿豆，事无巨细。

通讯报道员的工作是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晚上十点后，我经常看到王书记屋内还亮着灯，或是伏案奋笔疾书，或是手捧报告陷入沉思。每天早上，睡梦中的我就听到他洪亮的大嗓门，在顾银彪后窗询问资料准备情况。早饭后，饭碗一推，他就骑上自行车，带着工业办公室的同志到各单位去调研、现场办公。日复一日，周而复始。

1979年冬，全县各公社在海边滩涂开发建盐场，按国家政策可以享受三年免税，三年后收归淮北盐务局管理。这是一件富国利民的好事。我们公社迅速组建了盐厂领导班子，配齐了厂长、副厂长、会计、保管员、炊事员、领滩手后，空缺一名供销员。新建单位，百事待办，要动用大量物力、财力，供销工作十分重要，供销员的权利也很大，如购砖瓦、购水泥黄沙、购行条、芦苇、苫滩塑料布、芦席、盐工雨衣、盐靴等等，以及工人的吃用开支，都由供销员经手，这是一个“肥缺”，若任用失误，那后果可想而知。供销员必须由大公无私、原则性强、能吃苦耐劳的同志担任。由彭廷佑书记提名，全体党委委员表决，一致通过任命我为黄圩盐场供销员。从此，我和王书记有了更多的接触。

记得党委会后，王书记找我谈话时，对我充满了期望。他告诫我“要保持军人本色，做到不占、不贪、多吃苦、肯付出”。为方便我的工作，公社党委决定，我在公社的宿舍不变动，作为来回办公休息之用，也便于我上转下达，购进送出，让公社领导及时掌握盐场工作动态，以便党委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策。同时，将我的工资标准从每个月24元调高到30元，每个月出差补助（住勤费，住宿费）和公社行管人员同例，特殊情况另行处理。公社领导对我考虑周到，无微不至，使我十分感动。我知道，这里面有王书记的一片苦心。

从此，我日夜奔波在盐场到黄圩、黄圩到盐场的路上。滩涂离陈港七十里，陈港离黄圩七十里。滩涂七十里都是海堤大堆，十分难走，那海堤的土，晴天硬的像石头，手扶拖拉机开在上面骨颠骨颠的，坐在机上浑身疼痛，仿佛骨头都要散架了；雨天软得就像稀粥，一步一滑，无法行走。

有一次运芦席到盐场，雇的是运输公司杨龙彪师傅的车。货物送到后，由于下雨，车轮打滑，汽车虽然装上防滑链，还是不管用，海堤堆只有一车宽的路，东一滑，西一溜，杨师傅脚不离刹车，手不离制动，小心翼翼，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滑下几米深的海堤大堆，车毁人亡，紧张透了，像蜗牛一样爬行了近九个小时，半夜才到陈港街。我和杨师傅又困又饿，只能在车上休息几个小时，等到天亮再出发，难怪盐工们抱怨盐滩是“狼死绝地”。

我正常上下滩涂坐的是盐场的手扶拖拉机，每次到公社时都是风尘仆仆，向王书记汇报工作时，他侬第一句话总是说：“小殷，辛苦了！”这一句暖心的话，出自公社主要领导口中，使我无比感动，能得到领导的肯定，所有的苦和累都化为乌有。

当时王书记的小家庭已搬到黄圩，和我、顾银彪住在一排7、8、9号。他们夫妻育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王干已成家，在小尖化肥厂工作。二儿子王厚余和杨同兰结婚，生了龙凤胎。三儿子王方余在阜宁师范读书。四儿子王怀余只有十来岁。大女儿已出嫁，二女儿二萍待字闺中。说是小家庭，实际上除了老三方余住校外，其余老少八、九口在一起生活，仍然是大家庭，就靠王书记的几十元工资，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好在王奶是农村人，养成了勤俭持家的良好习惯，虽然是粗茶淡饭倒也温饱不愁。

我上午送物资到盐场，下午一点多返回，每次总是在晚饭时分到王书记家汇报工作。他家的晚饭正常都是稀饭、小卷子、山芋粥或山芋干粥，有时是菜粥或南瓜粥。到他家后，王奶总是让我先洗脸，我洗好脸，王奶已将饭盛好放在桌上，王书记让我边吃饭边汇报工作。有人说我是王奶的“干儿子”，我心里也乐意、骄傲地默认了，他们也确实把我当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为回报“干妈”一家的关心，我也经常从家中带些蔬菜、山芋、花生、棒头（玉米）糁等补贴“干妈”家的生活或出差回来时带一点当地的特产给他们“打牙祭”。

1980年盐场产盐以后，我的工作更忙了，既要供又要销。食盐是国家专营管理商品，虽然免税三年，但要打开销路谈何容易，我找王书记请示怎么办？王书记立刻动用了当年在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南下工作的所有老朋友关系，写了信让我去找他们帮忙，我将信将疑的把信放在包里出发了。

第一站是沙洲县（今天的张家港）。信的主人是沙洲县财政局长王秀林同志（是我们黄圩三合人）。我到沙洲时是下午2点，正巧王局长召开各公社税务所长会议（当时可能是税务所归财政局管）。王局长看了王书记的信后，问了老朋友的有关情况，同时问我盐的质量、是否有税务发票等问题。我说：“您放心，盐的质量绝对保证（我带了样品），票据是响水县盐务局统一开出的税务销售发票。”王局长说：“那就好。”随即在会上有请各位所长帮助苏北老家的经济发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每个辖区供销系统助销一百吨食盐。各位所长真的很帮忙，都欣然应允。这么大的事情，王书记竟然一封信简单办妥了，你能知道其中蕴藏着王书记和这些革命老同志多么深的革命情谊吗？

随后王局长打电话给家属王慧珠阿姨，把我送到招待所住下，设家宴招待我。王局长下班回家后对我说：“小殷，销盐的事情解决了，你在这里玩几天，回去后替我向王书记问好，我有时间回老家时去看望他。”我致谢再三，准备在晚饭时敬他一杯酒，可是他盛了一碗饭泡了开水，就着咸菜，吃完就回局里加班去了。王慧珠阿姨叫了她儿子的战友（她儿子在服现役）来陪我吃饭。八仙桌上摆满了菜肴，虽不像我们家乡大碗大碟，但十分丰盛。王阿姨从储藏室搬出一个大约能容二十斤酒的玻璃瓶子说：“这是我在洋河酒厂的弟弟送我的，他是工程师，这酒是四十年老窖。”那酒倒在碗里都站边了，浓稠稠的，喝在嘴里绵甜爽口，回味无穷，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好的酒。我们边吃边聊。

王阿姨年轻时任常熟区委秘书，五十来岁了，温文尔雅，充满文人气质，可想而知年轻时一定是一个美女。她的酒量也大得惊人，他们各敬我一碗（大约三两）酒，斟到第三碗时，我说：“王阿姨，我酒足了，再喝就醉了。”王阿姨说：“行啊，那你倒点给我。”我哪好意思把自己碗里的酒倒给长辈而且是女同志呢，勉强干了，站起来说：“对不起王阿姨，我不胜酒力，感谢您的盛情款待。”她说：“好，我送你回招待所休息吧！”出门时，我努力保持平衡，但怎么也控制不住，脚底打飘。王阿姨扶着我到招待所，我只说了句：“对不起王阿姨，我失礼了。”她说：“没事，喝酒人这很正常。”我只隐约听到她吩咐服务员每隔两小时送杯茶过来，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了。

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才醒。听到有人说话后，我立刻起床，看到床边的茶几上放着六杯凉茶，一口气喝了三杯，开门走出屋子，看到王阿姨和服务员谈笑风生。门外就是花园和围墙，围墙外面是阳澄湖畔，我在台阶上观赏阳澄湖，极目远眺，太阳照在湖面上，银波荡漾，鳞光闪闪，湖心有小船在捕鱼，对岸芦苇、绿树、青山、工厂的烟囱形成美丽的风景。

我不由想起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王阿姨见我欣赏湖景，问我：“来过几次常熟了”，我说：“第一次”，她说：“那得常来呀，我们这里可是鱼米之乡啊！”我记得《沙家浜》里郭建光唱的歌词是：“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恰如其分，王阿姨就像当年的阿庆嫂。我在招待所吃了早饭，辞别了王阿姨。当天乘车回了黄圩，立刻向王书记汇报了这一重大喜讯。王书记虽然高兴，但并不像我那么兴奋，好像是他意料之中的事，只是叫我立刻去盐场安排船只装盐启运。

这以后，我拿着王书记的亲笔信去镇江市粮食局找陈其联局长，到扬州市交通局找徐纯迪局长，到常州拖拉机厂找朱希甫厂长，到南通，到“三泰”（泰州、泰兴、泰县），到无锡……所到之处，他的老战友看到信后，无不尽心帮忙，真的要感谢这些南下工作的老前辈为家乡作出的贡献，这也是王书记的功劳。

王书记平时比较节俭，他的服装春夏秋冬基本上每季度一套，很少看到他添换新衣服。夏天的背心上面就像筛子一样布满小孔，仍然舍不得扔，这也是家庭负担太重的原因。有一次在换洗时，被我撕了一个大口子，并到供销社买了一件大号的背心给他，那件坏背心才变成抹布。虽然清贫，但他从不收礼，当时社办单位效益都不错，有的单位负责人看到他那么辛苦，家庭比较困难，想送点什么给他，那是绝对行不通的。老书记把“国家，集体，个人”分得很清，从不占一点便宜。有时在社办单位调研，到了午饭时间单位留饭，也仅限于一菜一汤，不抽烟，不喝酒。有一年夏天，有人想请他办事，送了一套当时十分时髦的黄军装给他，被他义正词严地拒绝，这种刚正不阿，不贪不捞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就像一头老黄牛，任劳任怨，吃的是草，挤的是奶。

1980年10月3日晚上，我从外地出差回来，到王书记家时正赶上他家吃晚饭，王奶照例让我洗手洗脸，并盛好山芋粥放在桌上说：“快吃吧。”我边吃边向王书记汇报工作，谈到镇江那里还没有打开市场，王书记说：“我今晚写信，你明早来拿。”临回家时看到王奶在灯下拣山芋，准备着第二天的早饭。我从包里拿出一盒鸡蛋卷给她，王奶说：“你带回去给家里老人吃。”我说：“还有呢。”就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王书记家时，门上锁，人不在，我很奇怪。顾银彪的爱人许兰凤告诉我：“王奶生病住院了，不轻呢！”我想这怎么可能呢。昨天晚上我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一夜之间就生病住院了呢？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当我赶到医院时，看到王书记和医生都在病房，胡希春院长告诉我：“王奶是心肌梗塞伴有脑溢血，无药可救，准备后事吧。”当时王奶已不省人事，我对王书记说：“您回家准备准备吧，我在这里伴她老人家。”并叫二萍妹妹打电话给几个哥哥、姐姐让他们立刻赶回家。

上午九点多钟，公社通讯员王中顶同志来通知我：“黄兆坤书记找你，我守在这里。”我到公社办公室后，黄书记说：“小殷，刚才党委开了碰头会，彭书记指示要全力协助王书记处理好王奶的后事工作，从现在起，你和顾银彪、王中顶三人停掉手中其他工作，专门负责王奶的丧事，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我到王书记家时，他已经乱了方寸，翻箱倒柜没有找到钱，最后在王奶的外套口袋里仅找出十几元钱，我给的那盒蛋卷还放在床头没舍得吃。一个在公社工作几十年、抓工业的副书记竟然拿不出百元钱，谁能相信——可这是事实啊。

我立刻向黄书记作了汇报，黄书记说：“急事急办吧！”立刻写信给我，让我到供销社先赊点白布，并请农机站把“小跃进”汽车开过来随我办事。我把白布装车后,又拿着黄书记的信到水利大队部称了几袋中米。顾银彪同志到小柳厂安排木材打棺材，一切准备好之后，到医院搬运遗体送回老家。在抬遗体时，我和王中顶同志配合其他同志把王奶抬上汽车，有好心人劝我“你年轻不要抬，破肩不好”，我流着泪说：“王奶待我如亲儿，我视王奶如生母，儿子在母亲面前还谈什么破肩不破肩。”之后我和顾银彪一直护送王奶的遗体到小尖公社红旗大队老家，按当地风俗安葬在茔地。

王奶在孩子们撕心裂肺的哭声中走完了她五十二岁的人生路，从生病到逝世仅仅十几个小时，没留下半句遗言，没享过一天福，得到的只是艰苦的、短暂的天伦之乐，撇下了只知道工作不知道生活的老公，撇下了几个尚未成家的子女，撇下了整天绕膝承欢的孙子、孙女。老天不公啊！我跪在坟前痛哭，再也见不到、听不到王奶热情爽朗的音容笑貌了，多好的老人从此阴阳两隔，天地永别了。

王书记在黄圩工作了17年后，调到县供销合作联社任副主任，离开了他留恋过、奉献过，也让他痛苦永存的伤心之地。搬家那天，公社院内的同志都来送行。装在车上的几件家俱：铺板床，床头架，小衣橱，大木箱，八仙桌，几条板凳，几把椅子，几个大纸箱以及缸罈盆罐，一辆骑了十几年的旧自行车……显得那么寒酸，公社同意让他带走的办公桌椅还留在办公室。虽不是家徒四壁，也确是两袖清风。工作了几十年，没有给子孙们留下多少财富，但留给子孙的却是淳朴本色的家风和党的优良传统，这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老书记到县社后，我曾经两次去看望他，后因各自太忙，逐渐失去了联系。

他老人家于1991年去世，我也未能去送他最后一程，这也是终身的遗憾。但是王书记教育我“要保持军人本色，做到不贪，不占，多吃苦，肯付出”这句话我始终牢记在心，并将一代一代传下去。老书记的子辈、孙辈、重孙辈现在都已成家立业。老大王干兄、老二王厚余、老三王方余等都已退休享受天伦之乐了。方余弟在县党史办退休后，有一次和我见面时，亲切的叫我一声“哥”，我的心里无比宽慰。

王书记已经离开我们已整整33年。谨以此文献给王爹、王奶在天之灵，望他们在天国保佑其子子孙孙幸福安康。同时把老一辈的精神传给后人，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