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家园

故土·家园

作者：季健

与曲兰初识，是在五年前的盛夏时节，记得他黝黑的肤色，说话干净利落，两眼放光。当时，他还在某企业集团担当副总，我们交流甚好，如今闻其著书立说，不免喜忧参半，喜者其终能坚持不懈爬格生涯，因守一方净土，难能可贵。忧者当今社会信念危机、不乏市侩，读者每况愈下，如此境地，是否值得?时隔数年，再次赏读曲兰的诗歌，感慨其笔力唯美而老练；意境空灵而古雅。很多的诗作以古典的笔触营造追怀的往昔，案灯之下，爱不释手。在诗集《滨旋花开》的序言里，邵大祥先生称赞曲兰是一个地道的、原味的诗人，但我恐怕并不是一个地道的、原味的诗歌评论家，因而必然缺少专业评论家那样丰富的理论武器和经验，好在艾略特把对诗歌的评论赋予了每一个文明人的本能，诗人王敖进一步解释了这种本能：“是随着读诗的快乐开始的，与理智结合前进，目标是得到诗带来的经验和智慧”。“诗歌并不提前放弃任何人，就像任何人都有权朝拜缪斯”，因而把我从曲兰诗歌中获得的“经验和智慧”写下来，或许也会是有价值的分享。

同为南通人，我很难忽略曲兰诗歌中醒目的家乡意象，诗集名《滨旋花开》便是诗人最直白的表露,这种海边的野花正是诗人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大海是诗人最常用的意象,虽然这在现代诗歌中是最常见不过的画面，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也会背诵一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曲兰对大海显然有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痴情，是流动在血液中的熟悉，这片海不是“面朝大海”式的抽象的哲理的海,不是开阔海平面和豪壮巨浪的冲击，而只是家乡南通的海，是日日涨退的濡染。诗人在诗集后的跋中也承认,对他来说大海是一种情结,一种精神的回归。因而它很少无缘无故地以一种哲理的寓意出现在诗行里(明显的例子是在《明·海渡》这首诗中大海意外地隐形”了)，而总是对个人生活体验和回忆的隐喻。在《海鸟之恋》中，有对大海无悔的追逐:“多少不眠的白昼和黄昏，我探望海的尽头究竟在天的哪方/激浪的海鸟,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元素/请让我跟随海浪的音律，即使有葬身的可能/我选择了海，就应别无他念”,“沉沦与飞翔竟在一念之间/我不惜淹没，甚至将潮湿的遗体溺水而去/栖居我的岛屿，将是一片珊瑚的宫殿”。大海不仅仅象征“曳动的生命”,也与诗人生活的体验和记忆紧紧相连，从诗人的自序中我们得知，“海鸟”正是诗人童年的绰号，那时诗人每到黄昏便在堤岸上看海。虽然无法还原那是怎样的景象,但或许在组诗《老船长》中可以看到模糊的身影，当诗人描写海祭的壮观场画时：“长长的信民，是感恩，还是生命的祈祷/流传了多年之后,仅为突然地惶恐/当燃响的鞭炮肆虐于空间/坛坛新酒下海了……”，或是出航的景象：“鱼子洄游的季节，船长,你伟岸的身影/在落幕的余晖下，海鸟驻脚于桅杆/呵，那是自然给予的最恬然的时刻”,在跳跃的意象之间，形成的却是如在眼前的画面,这无疑是整个生命体验和记忆的凝练。

哈罗德·布鲁姆曾经指出,诗的力量的定义之一,是把思想和记忆十分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无法把这两种过程分开。他在文章中所说的记忆更多的是关于前人的作品，但来自真实生活体验的记忆当然更能赋予诗以力量。在曲兰的诗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记忆之流,而”相认”或“发现”正是弗莱彻所认可的诗性的记忆。当然，诗并不是客观的描摹，在表现力背后必然是启示性的内涵。哈罗德·布鲁姆在《读诗的艺术》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诗本质上是比喻性的语言”，而《老船长》最后的《禅悟》和《海化的诗魂》则昭示着大海意象精神性的回归:“当年高歌城市的梦想预示着灭亡/回到海洋，回到平静的神冥之床/生命又在发端，在蔓延，在毁灭”，不用过多说明，“海化的诗魂”正是诗人精神的象征。除了海的意象，曲兰的诗中还有更多家乡的触感,比如黄梅,“我的血管里欢唱着/虚拟着用的影子/……/丰腴的日子近了”(《黄梅》)，“于是，入梅时分/细细地，思量着/关口的津渡去么”(《入梅时分》),这是只有长江中下游生活的人才能拥有的体验和敏感。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北方诗人戈麦笔下的南方：“但我只能在狭隘的木阁子里/静静地倾听室外的聊赖/一缕孤愁从此永恒的诞生/他曾深深埋藏在一个北国人坚实的肺腑/今日我抑不住心中的迷茫/我在微雨中摸索,从一种陌生到另一种陌生”(《南方(一)》),”我在北方的书籍中想象过你的音容/四处是亭台的摆设和越女的清唱/漫长的中古，南方的衰微/一只杜鹃委婉地走在清晨”(《南方(二)》),或者看看多多讲故乡:“队伍,在锅里膨胀/写作,投入积蓄/度假地紧挨皮革厂/台球桌，已是另一张地图”(《故土》)。我们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其中质感的不同,对于戈麦来说,南方是一个迷离而陌生的他者,或许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只能从北方的书籍和北方的肺腑中搜寻和感受,曲兰的诗或许没有黄灿然评价多多的“他把每个句子甚至每一行作为独立的部分来经营”的凝练的语言，没有惊人的独创性声音和意象,但却有将自己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化成诗行的诚挚愿望。

有人说，诗的本质特征在于抒情，而情的评价标准在于真，非理之真，而是情之真。曲兰的诗大概担当得起这真情的检验，我们发现他诗歌的意象很少超越自己活动的范围，去做虚幻的玄想。看他的《古巷:水绘园札记》和《靖海门:如皋古城门》，我们相信诗人更愿意把精神寄托于故里的古意，这也将我们引向诗人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诗中大量的古典文学意象。诗人对古典意象的偏爱是显而易见的，几乎每一首诗都能看到对古代的召唤。且不说他那由秦到清的历史系列组诗(殇》，就看他在《致长江》中开篇和结尾：“我站在高山之颠，羽化的云色衣我于长袍/仿佛南天的神木早已架设在流离的青铜上/取一柄榆木之剑,将江山一劈为二/先民的血染红初始的感悟/我是木斧上一粒晶莹的汗渍，我不能按自己的烙印将繁文缛节/刻在水中，在缀满星辰的河流上/我找谁能对酒当歌”，这不仅仅是古意的意象，甚至是古典的情感，我们仿佛暂时摆脱了现代诗中的焦虑不安，回到了曹操慷慨悲歌的悠长延绵的岁月。当然还有《仙居)中对金陵城城破音绝的慨叹，《故乡》中对冒辟疆和董小宛故事的追忆和《古色歌姬》中的萧瑟光景和凝眸关河，这都是古典诗歌可以容纳下的题材，这样的例子无需再多举，显然古典和历史是诗人的另一个故乡，真正的精神家园,。我知道在现代诗歌的批评中,这样的评论近乎批判了，因为他很容易让人想到早期现代诗歌中那些难脱旧习的习作,但曲兰面对的生存环境显然与他的前辈们不同，工业文明已经彻底肢解了历史曾经的尊严，他撕裂了对于过去绵延混情的记忆,以“进步”的名义给人类的心灵带来极大的伤痛。在《一条受伤的狗》中诗人试图捕捉这种现代文明对心灵造成的恐怖震惊，“这是唯一留恋的家、留恋的温床/它并不理解这是人类的文明/而文明赋予生存的定义却是如此单薄/它在慌乱中急吠,在逃离,在回头张望”,现代以一种鲜血淋淋的恐怖形象出现在诗人的对立面上，诗人亦由此看清现代文明中人的遭遇:”黑夜掳去我的骨髓和肌肉/我成了一具不用水银的标本”(《隐秘的组合》),“我们只盯着脚尖走路/没有谁在意或者必然有艰巨的轨迹/我们流于荒唐的哲理/一味如动物般咆哮和践踏/我们困于这土地的边缘/在错乱的阡陌中,惶恐地探望/文明的曙光熄灭在邪恶的梦里/我们能相信什么?我们能怀念什么?我们能拯救什么?”(《边缘的智慧》)，只有黑暗和绝望。可见诗人并非还不够了解现代，而是饱受了现代对精神的伤害,在现代社会“生命与存在的裂痕”(邵大祥语)中寻找精神的皈依，而古代世界抛却现代时间概念的绵延悠长不正是现代之外合适的家园吗。也许是由于个人经历的原因,曲兰并不像很多诗人那样把现代的惊怖化为纸上肆意跳跃的意象，用支离破碎的语言捕捉瞬间的震惊，亦或勾勒永恒的废墟,并以此来与现代抗辩。他并不像大多数诗人一样有一份高校的教职，或者能纯以写作为生，他自己创业，开办公司，必须承受生活的压力,在社会事务上奔波,因而他无法拥有一种文化上的激进,比起向现代抗辩,他更愿意说救赎，“我无法救赎一切失去航向的明日/却一如既往，等晚霞遍地,霓虹闪烁瞳间”。这是一种温柔的立场，而同样温润的古典世界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家园,它与地理上的故土一起,构成了曲兰诗歌中相联的关键，成为他在现代世界中的一方精神的净土，这或许也是他的诗歌能感发我们的内核所在。

王敖说，在当今的时代，诗这种超越性、整合性的力量，刚好在大众文化领域里表现为它的边缘化。因而我总是很敬佩在现代社会仍然选择用诗歌发声的人，这其中有一种超越性的诗性和一种执着的追求。曲兰的诗读起来仍然能引发我们思考,能触动我们的神经和记忆,我们应当对这样的努力表示感激。在最后我还想引用一段话，我很喜欢这段对诗歌的描述,用在曲兰的诗歌上也分外贴切：“诗的本质特征在于抒情。最初产生的诗歌只是来自对世界发出的感叹。美，喜悦，或悲哀。当人们努力寻找产生这些的原因时,产生的是哲学。为此反动并试图呈现相关的情感，产生的是诗。我们评价哲学或许可以用正确和错误来判定，对诗歌则是真实和虚假。”诗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尤为突出。正是这种修养使他避免了目前网络诗歌写手写作内涵上的缺陷，把中国的传统意识和现代派的表现技巧结合得浑然一体，使他成为地道的、原味的诗人，从而也寻找到他在现代诗界的位置。

曲兰是勤奋的,他又是聪颖的。我注意倾听着青年的呼唤,这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面对正统文学日现断层的尴尬处境而不畏艰难，执著于煮字烹文之间，我能不感到欣慰和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