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在武汉病毒所 亲身与石正丽等中国的科学家们一同工作过,安德森对于武汉病毒所以及那里的中国科研人员的描述,与西方媒体上对于这两者的描述,存在着——用彭博社的话来说——“巨大的不同”。
与西方媒体的描述有“巨大的不同”
哪些“巨大的不同”呢?
首先,根据当年曾每天搭乘班车,与中国科研人员们一道前往武汉病毒所“上班”的安德森的介绍,武汉病毒所是一个相当规范和重视安全工作的实验室,那里最高等级的P4病毒实验室更是令她印象深刻,不仅有着相当严密的消毒硬件措施,软件上的各种实验和消毒守则、规范与要求也都十分严格。
(图为安德森对彭博社介绍她对武汉病毒所的积极印象)
其次,安德森表示截止2019年年底,她所认识的武汉病毒所里的人没有人生过病,与武汉病毒所的不少科研人员都有过接触的她也没有生过病,体内也没有新冠病毒的抗体。她还表示武汉病毒所有一个专门的上报机制,即任何实验人员如果出现生病的情况就需要上报病症。
更重要的是,安德森透露,在2019年12月时,不少与安德森共事过的武汉病毒所的科研人员,曾前往新加坡参加过一场学术会议,当时也没有任何关于武汉的实验室里出现有人得了未知传染病的说法,她也没有察觉任何异常。
(图为安德森对彭博社澄清武汉病毒所2019年底没人生病的情况)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专业科研人员和病毒研究人员,安德森表示她很清楚病毒从实验室泄露不是没有可能,但曾经在武汉病毒所的病毒实验室进行过科研工作的她表示,她并没有在武汉病毒所那里目睹过这样的情况,见过这样的证据。
而对于目前被西方舆论在抹黑武汉病毒所时抛出的那个“武汉病毒所在进行病毒增强试验”的说法,安德森表示她并没有看到武汉病毒所在进行这方面实验的证据,而且这种实验极为复杂,不是想要什么病毒就能做出来的,所以她认为这种可能性极低。
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这一观点,也被其他一些不认可病毒来自武汉病毒所这一阴谋论的西方科学家印证过。
(图为安德森对彭博社澄清武汉病毒所并没进行“病毒增强试验”的情况)
被暴力威胁的,不止她一人
相信大家读到这里时,肯定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既然安德森在2019年下半年曾在武汉病毒所工作过,很熟悉这里,那为什么她现在才站出来发声为武汉病毒所澄清呢?
从彭博社的报道来看,这是因为去年疫情暴发后,积极参与着病毒溯源研究工作的安德森,其实一直在网络上澄清着许多围绕新冠病毒的谣言和阴谋论。可她却因此遭到了西方极端政治势力的暴力威胁,以至于她不得不选择报警。
但遭到威胁的却不止她一人。不少像她一样在驳斥新冠病毒阴谋论和谣言的科学家,也在过去的18个月里都遭到过类似的暴力威胁。这直接导致他们很多人不敢再轻易发言。
虽然彭博社的报道里也提到了这一情况,但这家美国媒体并没有详细展开探讨这一问题。而根据耿直哥的了解,这样的例子其实随处可见。
比如,曾经经世卫组织和中方协调,于今年2月来咱们中国武汉进行过溯源研究的那批国际专家团的成员,就在境外网络和媒体上长期遭到美西方极端政治势力和反华分子的骚扰、辱骂与威胁。
其他一些没有来武汉进行研究,但也很有良知的科学家,比如加拿大病毒学家安吉拉·拉斯姆森,也因为在网络上不断驳斥着污蔑武汉病毒所的阴谋论,遭到了直接的人身威胁,以至于她同样报了警。
同样一直在澄清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所”这一阴谋论的美国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更是被骚扰到直接关闭了自己的社交账号……
她(们),恐怕改变不了什么
因此,虽然大家会对这些面对暴力威胁,仍然选择站出来澄清阴谋论的科学家表示敬佩,但耿直哥对于这种澄清所能产生多大的效果,仍然是“悲观”的。
而且,现在的舆论形势其实并不是“科学家VS极端势力”这么简单。
比如彭博社在其报道中就提到,拜登政府现在也在利用这种“质疑”武汉病毒所的情绪,去搞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攻击”。
那些有良知的外国科学家和他们的支持人也表示,他们觉得美国和西方政府这么炒作武汉病毒所的阴谋论,是为了国内的转移矛盾和责任。
而根据耿直哥的观察和了解,由于疫情全面地暴露了美国等西方社会在生活方式、文化和价值观上的那些曾被发达的工业和经济掩盖的劣根性问题,很多不愿意接受这一现实的美国和西方人,包括他们的政客和政府,也希望通过将疫情失控的责任转移给中国这个“境外敌对势力”,来“逃避现实”。
(不少美国人就认为戴口罩侵犯了他们的“自由”)
于是,美国那些需要赚钱盈利的商业媒体,自然便会迎合这种“上下一致”的情绪,不断地炮制出污蔑中国武汉病毒所的报道。一些希望利用这种情绪进行自我炒作、赚取名利的 “学者”,同样也不会放过这个比埋头做学术更容易“出名”和获得“聚光灯”的机会。
实际上,就连彭博社这篇采访了曾在武汉病毒所工作的澳籍科学家安德森,并呈现了她的说法的文章,也仍然被该报的编辑记者加入了不少宣扬那些抹黑武汉病毒所的阴谋论,或给这种阴谋论增添“合理性”的段落。
所以,在美国和西方的舆论场,真正的舆论局面其实是“少数有良知的科学家VS极端势力+利用这种情绪打击中国的美西方政府+需要找一个敌对势力去宣泄疫情冲击下抑郁心情的美西方社会+迎合这些情绪、赚取眼球的商业媒体+迎合这些情绪,谋求名利的无量科学家”。
或者,说得再简单点,就是“科学家的良知VS美西方政治+美西方的人性”。
所以,即便这些良心科学家一直在发声,今年6月初美国多家民调机构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却不约而同地显示,美国不仅有近半数的人认为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所”,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群,还远远超过不认可这种观点的人群。
科学家,还是无国界的吗?
另外,耿直哥还想在本文的最后,给大家呈现一段同样很值得思考的对话。
首先,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目前居住在中国成都的学者“老方”,他在看到了彭博社这篇报道后,发出了这样一番感叹。他说,为什么中国科学家说什么,西方人都不会信,但找个西方科学家说一遍同样的事情,这样的话就会变得“可信”了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中国科学家在看到这个场景后会怎么想?
他的这番感慨,引起了一直在为中国武汉病毒所澄清阴谋论的加拿大病毒学家拉斯姆森的关注和回应。拉斯姆森认为这其实反映出了一种针对中国科研人员的种族主义,她还认为攻击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泄露论”本身就是一种种族主义的体现。
之后,“老方”表示他其实每天都和中国科学家合作,称这些科学家对于西方这么污蔑他们很震惊。他还提到这些中国科学家都出国留过学,一直在努力地融入国际科学界,可结果他们却遭到了这样的对待……
对此,拉斯姆森表示,这种非常错误的局面,最终会给国际科学合作带来长久的伤害。
另据界面新闻报道,美国彭博新闻社6月28日刊发一则报道称,唯一一位曾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研究的外国科学家在接受其专访时表示,武汉病毒所的功能和活动比一些(西方)媒体描述的情形更为常规,那些“扭曲的信息掩盖了准确的叙述”。
目前,美国方面质疑武汉病毒所实验室的安全性,声称其科学家从事“有争议的功能获得研究”。
对此,目前供职于澳大利亚彼得·多尔蒂感染与免疫研究所的安德森(Danielle Anderson)对彭博说,“它(武汉病毒所)是一个常规实验室,与任何所有高防护实验室的工作方式一样。那些人现在所说的并不是事实。”
彭博这篇报道被美国、日本、印度等地区的多家主流媒体转载。
据报道,安德森从2016年开始与武汉的研究人员合作,当时她是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科学主任。现年42岁的安德森是病毒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她的研究聚焦于为什么像埃博拉和尼帕这样的致命病毒不会在蝙蝠身上引起疾病。安德森在武汉病毒所的工作于2019年11月结束,这让她拥有一个内部人士视角。这也是她第一次分享在武汉工作时的细节。
安德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出现了实验室泄漏,自己仍然相信新冠病毒最可能来自自然界。而鉴于科学界用了近十年时间才确定SARS病原体来自自然界的何处,目前尚未发现造成这次新冠疫情的“证据确凿的”蝙蝠也不足为奇。
她认为,固然有必要做疫情溯源调查、一劳永逸地解决新冠病毒的来源问题,而她对“中国以外一些媒体针对武汉病毒所的描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该所科学家的恶意攻击目瞪口呆”。
安德森根据自己的经历介绍说,该实验室对控制正在研究的病原体有严格的章程和要求,研究人员接受45小时培训并通过认证后,才能获得在实验室独立工作的资格。
安德森对武汉病毒所的高规格生物防护实验室印象深刻。“里面的空气、用水与废弃物排出前都须先过滤并消毒”,入职程序要求科学家展示他们对防控措施的了解以及穿正压防护服的能力。她说,进出实验室步骤严密,出去尤其复杂,需要化学淋浴和个人淋浴,而这些步骤的执行也有精心的设计。此外,武汉病毒所的日常消毒剂有专门的制作与监测,受到启发的安德森还把这套系统引入了自己的实验室。
安德森说,作为当时所里唯一的外国人,其他研究人员很照顾她,她接触了不少在所里工作的人。“我们一起去吃饭,我们在实验室外面见过面。”她说。
此前《华尔街日报》披露的一份报告称,武汉病毒所三名研究人员于2019年11月入院,伴有类似流感的症状。而安德森说,虽然自己不可能认识所里的所有人,但2019年底前,她在武汉研究所认识的人里没有谁生病。此外,该实验室有一个程序可以报告与所处理病原体相应的症状。
“如果有人病了,我想我也会生病——而我没有,”她说。“在接种疫苗之前,我在新加坡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是从未感染过。”安德森在武汉的许多同事也在2019年12月底去新加坡参加一个尼帕病毒会议。她说,当时没有任何有关某种疾病席卷了实验室的传闻。
“没有风言风语,”安德森表示,科学家们通常对一些消息会很八卦和兴致勃勃,“但就我看来,当时没有什么会让你觉得这里发生了一些异常状况。”
编辑 : 许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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